褚时健的故事：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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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褚时健传奇一生：打造集团到入狱 74岁高龄创立褚橙

2、褚时健的故事：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3、褚时健

　　回顾褚时健传奇一生：从打造红塔集团、到被判入狱，再以74岁高龄创立褚橙 　　钛媒体 　　传奇企业家褚时健于2019年3月5日逝世，享年91岁。在《大江大河》结尾，主人公宋运辉在姐姐墓前说：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这应该就是褚时健这代人的写照吧。 　　3月5日，据多家媒体报道称，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1928年1月23日-2019年3月5日）去世，享年91岁。网易号外证实的消息显示，褚时健是在昨日中午于玉溪市人民医院过世，追悼会日期目前待定。 　　“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一生波折，从打造红塔集团，被打成右派、入狱、痛失爱女……2002年出狱后，褚时健在哀牢山这里度过了余生，在这期间创立了褚橙。 　　以74岁高龄再度创业的褚时健，在距离自己90岁生日还有6天的时候，宣布退休，将褚橙产业传给了儿子褚一斌。 　　褚时健的故事同样是创业者们常说的话题。从打造红塔集团，到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7年），“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曾跌至谷底。但他2002年保外就医，74岁携妻种橙，让世上多了一种叫“褚橙”的水果，也让自己再次成为传奇。 　　他还告诫创业者，“年轻人现在不过二三十岁，人生历程还很长，要20年见成功”。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他跌宕起伏的商业人生： 　　2002年出狱后，褚时健在哀牢山这里度过了余生。 　　保外就医后，这位曾经的烟草大王在云南哀牢山上，承包了一座2400亩的橙园，重新创业。 　　与他生命中之前的日子类似，他乐于劳作，追求技术，掌控一切细节。身边的员工说，当他问到“今天下雨了吗？”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是“下了”或者“没下”，而是“下了，从几点下到几点，一共下了多少毫米。” 　　过去这些年，因为褚橙，褚家在公众视野里的曝光度不低。 　　2012这一年，褚橙进京，褚时健和电商平台合作，把褚橙卖到了北京。他们与刚刚创立的本来生活合作，那年很快名满京城。 　　84岁的褚时健重回人们的实现。媒体开始用“80岁身家千万”、“84岁再造亿万富翁”形容他的逆转之路。其实早在2011年，褚时健果园利润就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 　　这位老人再次成为亿万富翁。当地镇上的人给了他一个形象的称呼，褚大爹。 　　他并不太在乎纸面上的数字。褚橙诞生前，当地农民靠种玉米、种甘蔗为生，一年只有一两千收入。跟着褚时健种果树后，每年能赚四五万，每家都能有两台摩托车。 　　2015年，褚橙质量下滑。个子小、皮色不均匀，口感酸，坏果率高……这一年市场给出的回馈并不乐观。褚时健因此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提出了质量、途径、品牌等方面的改善办法。第二年，他们砍掉了37000棵树。 　　同样是2015年，褚家被传“内斗”。 　　这年10月，褚时健独子褚一斌召开发布会，宣布和天猫商城的独家合作。短短11天之后，外孙女婿李亚鑫在另一场发布会澄清，褚橙没有和天猫独家合作的计划。这两场发布会，褚时健皆出席。 　　褚时健独子褚一斌，在外流浪20多年，最终被父亲召唤，从新加坡归来种橙；而外孙女婿李亚鑫，从2008年起便扎根哀牢山，一手建立了褚橙的营销体系，是当时褚氏排在褚时健之后的第二话事人。 　　一时间，两场发布会的争锋相对，被外界理解为“内斗”、“接班人之争”，而褚时健两次出席，被解读为“面对儿子与外孙女婿，选择两难”。 　　李亚鑫不认为那两场发布会是“内斗”。他说，当时的想法只是要纠正错误的方向。“我们是实体企业，就像开小卖部，我们在天猫、京东、还有当时红火的中粮、苏宁都有小卖部。我们不能掺和平台竞争。跟这个独家合作了，是不是其他家都关了呢？” 　　但传言中也有真实的部分。他们都承认，那段时间，褚时健确实是已经在思考接班人的问题。 　　最终，2017年6月，褚时健决定把褚橙产业传给儿子，将褚氏的母公司新平金泰果品公司，交给儿子褚一斌。2018年春夏时节，褚一斌就将正式接管哀牢山这片孕育了“褚橙”的果园。此后褚时健将只承担顾问的工作，不再管具体业务。 　　做这个抉择，褚时健花了近两年时间。他心情低落，疾病缠身。除糖尿病外，尾椎和腰椎间盘突出也变得严重。眼睛已经看不清文件。由于神经压迫，他的右腿肌肉正在慢慢萎缩。 　　被打成右派、入狱、痛失爱女 　　褚家经历反右、文革，十几年身如飘蓬，迁徙不定。褚时健曾这样描述那些年的生活：我从一个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三四年间换了3个农场，一家人的命运被别人牵着走。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我们待过的每个地方，地名其实不重要，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个词，苦挨。 　　1995年，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健，被人检举，卷入了省部级领导在云南以烟谋私的案子，妻女都被关押。入狱后不久，女儿褚映群在河南监狱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时，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当即痛哭失声。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律师马军记得，那时一见面，褚时健就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说：“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女儿褚映群死后，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受审，独子褚一斌远避国外。因为父母早已离婚，也无法投奔父亲，外孙女圆圆成为孤女，寄养在别人家中，甚至改了姓——谁也不知道褚家会有今天，当时褚时健担心的是案子会影响到她以后的发展。 　　她沉默、内向，背负巨大阴影度过了她的青春期。李亚鑫说，当时她借住在褚时健的旧友任新民家，窘迫到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任新民看不过去，说太可怜了，我带你去买衣服。 　　2000年左右，圆圆高中毕业，去加拿大读书，在那里与李亚鑫相恋。学费是任新民负担的，她不敢要太多，自己拼命打工、拿奖学金。就算有急需，也不好意思找任家开口。 　　家庭变故塑造了她的性格底色。现在她已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家庭幸福，她依然不爱说话、不爱见人。在公司她负责财务，对着账本过日子。一下班，她就回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在玉溪的日子：“红塔山”帝国的崛起 　　云南虽然有生产好烟叶的自然环境，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云烟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云烟。品牌洋烟占据市场高端，成为国人一大遗憾。 　　云南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厂长褚时健决定挑战传统，把洋烟占领的市场夺回来。 　　他大胆地进行技术改造，从国外引进一流设备；他学习国外种烟“秘籍”，与农民合作播种试验田，并且对烟叶的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技术改造，手把手教授种植烟草的知识，规范种烟方式，而且将烟农当做“第一车间”职工；他还在产烟体制上首创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三合一”的管理模式，使得云烟畅销中国誉满全球。 　　改革后的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利税7.63亿元，年增长近50%（具体数据为49.7%）； 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1989年达到20.3亿元；1993年玉溪卷烟厂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当年利税达85亿元，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褚时健在中国很有名，他年过半百赶上改革，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大干一场，为国企走出了条新的生路，打造了“红塔山”帝国。 　　91岁的褚时健，有时还会来果园看看。这片果园的知名度，已经不亚于曾经的红塔山。 　　如今，褚橙果园的核心产区有6200亩，2018年产量在1.5万吨左右。果园划成若干片区，农户成为工人，按月领工资，收货后按产量、品质结算年收入。 　　老人10多年的耕耘，换来中国现代农业的时代样本。 　　在褚时健身上，我们可以触及到这种精神的内核。他们的坚韧、实干和敢于冒险，是这个时代稀缺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核心动力。 　　热播剧《大江大河》结尾，主人公宋运辉在姐姐墓前说：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这应该就是褚时健这代人的写照吧。（本文由钛媒体编辑曹天鹏综合整理）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之后还能再度升起。 　　——曼德拉他52岁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71岁被判无期徒刑； 　　74岁保外就医，次年创业，承包2000亩荒山种橙子； 　　84岁让褚橙火遍全国…… 　　他就是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先后经历两次成功的创业人生，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中国橙王的褚时健。 　　1979年，褚时健进入位于云南省的玉溪卷烟厂任职厂长，为了生产出优质的烟叶，褚时健曾和工人一起背着香烟走上街头，一根根拿出来请人试吸。 　　经过近10年的努力，玉溪卷烟厂成为了一个神话，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但面对金钱的诱惑，褚时健承认，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做了金钱的奴隶。 　　1997年，褚时健被移送司法机关。就这样，这位在商界作出巨大贡献，叱咤云雨的人物被判了无期徒刑。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从法律角度讲，褚时健犯下的过错确实毋庸置疑，但他在企业界获得了极大的同情，从给国家缴纳的税收，他将一个小烟厂变成一个大烟厂以及全球知名的品牌，他做出的贡献也是无人可及的。 　　2001年，褚时健因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获减刑17年。2002年，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褚时健获批保外就医。已是74岁高龄的褚时健与妻子花光家产，又向朋友借了1000万，承包了上千亩荒地种橙，开始二次创业。妻子马静芬将其取名为“褚橙”。 　　和在烟厂时一样，褚时健精心打理着2000亩地的果园，对橙子的种植管理非常细致，吃住都在果园，用心钻研糖度、生长周期、水的灌溉。 　　2012年，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 　　2013年，褚橙的销量达到上万吨，创收过亿。经历一番牢狱之灾，种了十年橙子的褚时健，再创奇迹，成为最传奇的企业家之一。 　　2019年3月5日，褚橙创始人、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中国当前最顶峰的企业家们，纷纷对褚时健表达了公开悼念之情。 　　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称：“先生的离世，是中国企业界的重大损失。” 　　万科创始人王石发文：“每年褚橙飘香，必如期而至。褚老于我，如榜样，如兄长，更如挚友。喧嚣一生，刚硬沧桑，终归清净。但死而不亡者寿。送挚友，最后一程。褚厂长一路走好。天堂如今有好橙。” 　　俞敏洪缅怀褚时健时说：“您用您的一生阐释了什么叫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什么叫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对中国无数在创业道路上苦苦挣扎的民营企业家而言，褚时健正如榜样，面对困境，涅槃重生，无论多少岁，都能挣扎着一次又一次站起来。 　　褚时健走了，但褚橙包装上“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的广告语一直都在。 　　在「细雨筹」每天都会有感人的故事发生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人的故事 　　你可以帮助他们 　　亦或是被帮助 　　关注「细雨筹」奉献一片爱心！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细雨筹　　褚时健（1928年—2019年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 　　褚时健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后因贪污被捕，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如今被广泛熟知更多是因为其所种植的水果，一段人生低谷期的老人创业故事被传颂的同时，褚时健这个名字上更多了一个封号“励志橙王”。 2018年1月17日，在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褚橙庄园，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成立仪式。褚时健独子褚一斌担起褚橙重任，牵头组建股份公司任总经理，90岁高龄的褚时健任董事长一职。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云南玉溪逝世，享年91岁。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 2009年，他和老伴联手经营的是一块上千亩的果园，里面产的冰糖橙可以拿到附近的集市上贩卖，标明“褚时健种的橙”还可以每斤比别的橙子贵3元。2010年2000亩山地种橙子“褚橙”风靡昆明大街小巷，成为一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 2012年11月5日，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选择了由鸿基元基金投资的新兴电子商务网站——本来生活网。 2014年 ，褚时健当选《财富》（中文版）一年一度评选出的人物榜单“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 2018年1月17日，在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褚橙庄园，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成立仪式。褚时健独子褚一斌担起褚橙重任，牵头组建股份公司任总经理，90岁高龄的褚时健任董事长一职。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云南玉溪逝世，享年91岁。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尽管褚时健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路辉煌，但褚时健的腐败问题在红塔集团的史册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为褚时健自己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变成阶下囚？又为什么有人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价值观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福利待遇都在统一的模式下运行，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企业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和政府脱离，企业开始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企业的经营目标也从计划经济时期按计划生产转向了以盈利为目的，按市场需求而生产。同时国家对民营经济也从限制转为鼓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民营资本市场，公民的个人财富都飞速增长。在这个转形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人生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为人民服务” 思想被“向钱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质的诱惑，私欲的膨胀使人们更加现实、更加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有人钻法律漏洞获取不义之财，而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心理不平衡，开始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出现了大量的腐败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的结果。 　　监督不力 　　计划经济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企业的角色也变了，而相应的有些政策和法律则显得滞后和多变，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没有退去，政府从企业领导地位退出，企业应该按照公司法规定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各司其职，企业的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企业的董事会是企业的执行机构，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的监督，而现实中的股东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几乎成了无人监管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更是一手遮天，惟我独尊，褚时健的下属对其称呼都是 “老板”，“老爷子”，可见其在企业中享受的帝王般的待遇。 　　分配制度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却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改革，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农民种田有了积极性，产量大幅提升，使我国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地区还实现了小康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使私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大量的民营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中，民营资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营业主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实现了资本积累，出现了大批民间富豪；作为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是举步维艰，在摸索中前进，效果却并未象预想的有效，国企改革也成了个沉重的话题，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自主经营，接着是破产重组，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国企改革的步伐差别很大，不同企业里职工的待遇也参差不齐，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别，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龙）的老总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年薪可拿到几百万，TCL老总李东升资产则高达12亿人民币，相反象红塔集团年上交利税百亿元的企业老总褚时建18年收入不足百万，而类似规模的国外企业年薪则也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１.９６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认为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回报。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褚时建这一步偏离了跑道，滑出的太远，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 　　褚时健办理保外就医后最开始想开矿，但这是大生意，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不符合实际。于是他想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米线。他路过一家生意极好的米线店，那里的客人要排长队，他问老板一碗米线赚多少，一天能卖多少，老板说，“一碗米线赚一块钱，一天能卖1000碗”，褚老一算，一个月可以赚3万，于是动心筹划做米线。他请了师傅研制了两碗米线，但一碗做甜了，一碗做酸了。就这样，米线没做成。 　　后来，他想到年少时家里有两棵橙子树，另外云南的水土很利于种湖南的橙子，又开始筹划。75岁褚时健开始上山种橙子。最初的种植面积是2500亩，成本2000万，因为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很多朋友借钱给他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时健夫妇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 　　褚时健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也正因此，很多人为褚时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社会评价不一：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在2008年，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五，其改革的先行姿态在时隔多年依然得到广泛认同。2014年，褚时健上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包括王石、柳传志等当代著名企业家都曾公开表示对褚时健的欣赏和敬仰。而地产大亨王石更是奉其为自己最崇拜的企业家。而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则认为，是国家给了褚时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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